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与世界各国截然不同的医生执业管理制度。医学专业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和“干部身份”的人事制度，将建国以来培养的医科生，天然的赋予了“公家人”的身份。因此，执业医师法的立法阶段，医生必然是“公家人”。

于是，整个执业管理，都围绕这些前提进行。这就造成了我国的医科生想要成为一名执业医师，首先得把自己变成医院的人。相对这一富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执业管理制度，国外的制度自然就被称为了“自由执业”。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将这些身份定为“公家人”的医生视为固定资产。医院管理者以固定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虑帮助医务人员成长。但也以对待生产工具的眼光，将医护人员物化，强调医务工作者处处以医院大局为重，让度个人的利益。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公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高素质”、“高风险”和“高社会责任”的劳动性质，根据“责权利相适应”的原则，理应享有“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但在，公立医院补偿渠道不合理等积弊，导致医务人员行医过程中不迎合医院的意图，诱导病人过度消费，就无法实现理所当然的“高收入”，并损害了“高社会地位”的劳动定价，本质上是对医务人员的剥削。“身份”绑定在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对这样的不合理劳动定价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我国许多知名医院的管理者有着海外工作经历，其实是熟知西方一些国家的医院对待医生的态度的。

发达国家医院的经营者高度尊重技有所长的医生，不是单纯的将医生视为自己掌握的资产，而是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顶尖的医生是医疗机构的合伙人，在合作关系中跟医院的地位平等。名医自己拥有开办在高档写字楼、雇佣着令人赏心悦目的助手的工作室，医生在个人工作室为客户提供就诊体验良好的门诊服务，将手术和住院病人安排到有合作关系的医院，医院对医生的态度是谦逊的服务提供者。

但在我国，大型医院的管理者对名医还是有足够的资本“店大欺客”，试图用医院的权威消磨名医品牌个性的手段，将名医变成大医院的一颗驯服的螺丝钉。当前的患者在择医过程中，也是将医院的权威凌驾于医生之上。以至于一些名医离开了大医院自由执业，虽然业务能力不曾衰退，但是病人数量大幅跳水，需要重新培养市场。

目前，多点执业、自由执业的选择，正是医疗体制通过顶层设计自我完善，帮助医务工作者摆脱医院的垄断，获得劳动价格议价权的途径。但是，弱小的劳动者，在凭借历史形成垄断地位的劳动力需求方面前，议价的能力是有限的。独立开业缺乏资金、抗击医疗事故风险的能力弱，种种因素，都制约医生走出大医院，通过自由执业获取应得的劳动价值。

同时，医生独立开业就好比“分田到户”之后的农民。本来只需要在生产队的安排下做农活，到年底分工分。现在需要自己考虑经营方向，需要自己购置农资，需要承担市场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比如说种的苹果因为品种问题跌价、滞销。

走出医院自由执业，医务工作者从医院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变成了亲自跟社会化大生产的方方面面打交道的业主，需要一定的管理素质和经营头脑。一些暮气深沉的大医院，管理层有意无意的渲染自由执业的风险，阻吓医生用脚投票。

在此情况下，医生集团的出现，是服务自由执业的医生，更好的适应市场，更好的培养品牌，更好的规避风险，让医生走出医院、拥有跟医院开价的底气的后盾。

医生集团在长期实践中形成良好的媒体关系，可以帮助自由执业的医生更快的脱离医院品牌的影响，形成自己的品牌。医生集团可以配置专门的管理团队，服务集团成员医生，降低自由执业的医生们需要承担的管理成本和经营成本，利用自身业已成熟的管理经验，帮助医生规避经营风险。

医生集团自身的品牌，能够帮助刚刚走出医院、对市场较为茫然的医生起到中介作用。医生集团还应当是行会性质的纽带，对今后越来越多的自由执业医生，提供调解会内纠纷和对外办交涉服务。

现在，医生集团的自身定位还存在法律上的模糊。但不论把医生集团理解为劳务中介、经营管理专业服务事务所还是其他，医生集团都正在帮助更多的医生收获应有的劳动价值与劳动尊严，让需要品质医疗的公众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提升健康行业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