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曾说：“社会资本办医这个问题，大家现在讨论得很热烈，但包括业界、政府部门的主管领导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私立医院、民营医院、社会资本办医喊得很响，却办不起来？”

首先是关于医师，国家公立医院通过一些有形和无形的事业编制制度、国家干部制度、职称评定、科研课题的制度、协会，使得医生不进入公立医院，就很难成为协会的会员，从而把绝大部分的医生，特别是优秀医生“笼络”到公立医院，使得民营医院很难发展起来。

台湾很多的医生自己开诊所，我们的优秀医生开诊所的却很少见。如果想让社会资本办医发展起来，如何把医生这个队伍释放出来是关键。朱恒鹏主任说，其实医生这个队伍不需要成为国家干部，不需要成为公家的，他们是靠知识、靠经验、靠信念来谋生和发展的职业群体。作为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就可以了。

其次，在民营医院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不能优惠和偏袒公立医院。当医疗主管部门不认为自己是整个医疗行业的监管者，而认为自己是公立医院的娘家人时，民营医院发展是很困难的。

“现在公立医院医生，坦率来讲，合法收入并不高，红包和回扣很高，但这个问题风险越来越大。另外，如果是作为国有事业单位的医院，收入分配的确受到很多的制约。”朱恒鹏说。

“但作为民营医院，在人事制度上相对就灵活一些，医生愿意在公立医院拿十万的合法收入，外加九十万的红包和回扣，总共一百万，还是愿意到民营医院拿七八十万的合法收入？将来有一天医生会面临这样的选择，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朱恒鹏说，如果今后中央政府能够明确讲医生要自由执业，明确尽量不要搞混合所有制，明确不给政府医院特权……如果这些方面比较明确，企业医院改制也好，社会资本办医也罢，都会发展得更快。

目前，虽然政策不明朗，朱恒鹏也持乐观态度：“我相信中国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即便政策仍然像今天这么模糊，凭借社会资本，凭借它对人才的吸引，未来十年会是社会资本的黄金时期，尽管慢一点，我仍然看好未来十年、二十年，是中国医院发展，或者是健康产业大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