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位规模1500张，2015年全年业务收入4.03亿，门急诊量67万余次，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江苏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南京市重点专科4 个，同时，南京同仁儿童医院的日门诊量也位居南京市医疗机构儿科第三名。”18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调研组来到南京 同仁医院，院长于振坤一边引导调研组参观医院的各科室，一边用数字讲述着这所民营医院8年来的发展成果。

“南京同仁医院作为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单位，江苏省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主任委员单位，南京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单位，正在积极探索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的管理模式。我觉得，民营医院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重要，民营医院的坚实发展就是对医改最大的支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于振坤如是说。

“我觉得这话应该改一改。”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突然插话进来。“民营医院对医改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在我看来，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强大的民营医院体系是医改成功的关键，只有民营医院健康发展，才能对严重垄断+行政化的公立医院体系形成竞争冲击。”然而，令黄洁夫担忧的是，很多行内或者行外的人对民营医院的定位和作用仍没有清醒的认识。

“没错，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从社会资本办医到社会办医，两字之差却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区别，社会资本办医的‘资本’本身就有其逐利性。老板们投资的医院多是可以分红或在资本市场上获利的营利性医院，投资非营利医院有的也可能建立起利益转移通道，政府要做的不是纠结于应不应有这个通道甚至是如何堵死这个通道，而应建立收益阳光通道。”黄洁夫对民营医院的肯定态度让于振坤打开了话匣子。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台湾从1995年开始全面健保，去年公立医院的比例已经降到了不足16%，大部分医院都是公办民营，但这并没有影响医院的公益性。民营医院有利益需求是很正常的，否则就不是在做公益而是在做慈善。”黄洁夫说。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尽管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与政策，但政策的落地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基层。”作为南京江北人民医院这个从大型国有企业医院改制分流成为民营医院的院长，王国品切实感受到了两种身份的大不同。他很担心现在正在推进的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制度，会再次将民营医院边缘化。

“目前有一种声音，不主张公立的基层医院与民营医院形成医联体。我觉得，如果在同一区域内，民营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好、技术水平比公立医院高，就不应该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应该给各医疗机构多项选择的机会，在政策导向上体现公平、公正。”王国品表示。

 说起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蒋沁也有话要说。“打造医联体不是公立医院的专利，目前大多数医联体中，几乎都是由一家大公立医院与若干公立医院组成‘1+X’模式，鲜有政策文件中所提及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到医联体建设的案例。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病人在一家医联体医院就诊，涉及转诊时也一定会在医联体内部转诊，等于变相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不仅造成患者的多元化就医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其他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也不公平。”

“医联体制度的本意是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确实不能让公立医院把医联体当做争取市场的方式或手段，否则医联体就变了味道。”黄洁夫表示。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兼大外科主任赵平看来，不仅应该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医联体等协作平台建设，还应允许公立医院以品牌、技术等资源参与社会资本办医，帮助民营医院做好高端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做好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基础在人，即民营医院要有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这就需要将多点执业贯彻到位，增强医师的流动性。”

“民营医院要和公立医院一起，用劳动创造市场、营造市场，把医疗这块蛋糕做大。民营医疗体系建设成功之日，就是医改成功之时。”黄洁夫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