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德明一口气吹灭了蛋糕上的五根蜡烛，还没来得及跟团队感慨两句，便被急促的电话打断了。

2019年8月19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也是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五周年的日子。

那一天，郝德明带着协会一干人马，跑到天津搞了两天革命传统教育。前一天奔赴大沽口炮台遗址来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后一天则开了几轮内部会议，又忙碌谋划着下一步工作。

本来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庆生活动，可协会各路人马的状态却怎么也松弛不下。简单的庆生仪式总被各种电话所打断，问询、咨询以及各种工作安排。

作为协会主要创始人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和党支部书记赵书贵两个60后，带着80、90后的团队五年狂奔，颇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感觉。

五年前，辞去医师协会工作的郝德明，至今都清晰记得2014年8月19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办协会成立大会时的情景和面孔。

“当国歌响起，只见不少民营医疗人刷的一下眼泪就出来，感叹等了这么久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级行业组织。”

协会成立那天，会场许多人相互握手致意，沉默是金，不言自明，更有不少人跑来紧握郝德明的手，让他更意识到这个协会非同一般，责任重大。

也由此，五年来，协会从0开始，从一张白纸开始，顶着各种困难和压力迅速成长、壮大。

伴随国家机构改革，作为首批享受直接登记政策、中国乃至世界最大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在服务社会办医，规范执业行为，强化行业自律，维护行业权益和信誉，促进其健康规范发展上，在业内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令海内外同行啧啧称赞！

非公五年，道长而艰。郝德明的每天工作日志簿，密密麻麻的记录着社会办医乃至中国医疗行业的点滴变化，也勾勒出未来的面貌。

郝德明说他很喜欢和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一起工作，因为非公医疗这个行业就像一个正在奔跑着的少年。

壹｜酝壤

回头来看，2014年这个年份无论对全国社会办医行业，还是作为娘家的行业协会，都是重要的历史时刻。

惜往昔，协会成立前夕，正是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时间窗。彼时，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已达到30余万家，从业者2000万余人，但却一直没有自已的全国性行业组织。

由于这些机构都是由不同的社会资本组成，其人事权、管理权、财权和产权和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伴随着医改而产生大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兴起，就出现了准入后管理缺位的问题。

于是准入后便产生了“四不管”状况，即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不管资产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真正出了问题或被举报，政府的执法机构才会上门检查，面临的不是扣分，就是罚款，甚至通知公安抓人。

也并非是政府部门主观上不去管理，而是因为缺乏社会办医的立法。毕竟政府部门对非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是管审批、管处罚，但对机构的人事、业务、财务和资产并没有赋予管理职责。

社会办医疗机构（简称社会办医）的院长等负责人都是由董事会决定，医疗事务管理也由董事会或者院管委会来决策，业务工作任务计划更不需上报卫健委审批。

另一方面，很多社会办医人想进入围绕公立体系的行业学协会，往往因偏见、歧视而被排挤或拒之门外。

业内从未有人主动去关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许多文件发了，叫好不叫坐，尤其是地方业务政府部门和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他们对落实政策仍存在着心理障碍。

“这与国家医改要求、和行业发展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2013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提出要发展社会组织，要形成依法治国的一个格局，要推动“三位一体”发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抓住国家对全国行业协会的改革政策，郝德明第一时间递了报告、跑申请登记手续，不久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便氤氲而生。

“在国家改革开放大政策下，整个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体系，医改所催生那么多社会办医，就是缘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而诞生的新生事物。因此，需要NGO组织来补缺管理体系，可以说，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NGO组织也最发达。”

协会成立后，郝德明“定调”：作为独立社团法人，协会的工作计划都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卫生健康的工作方针政策来谋划安排。

2019年6月末的数据：中国有52.3万余家非公医疗机构，2.1万余家非公立医院，协会建立的一个行业服务和行业管理平台，使得全国社会办医者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

“我们同时还推动了212个省级、副省级、地级市和设区的地方行业协会，48个总会直属全国分支机构的成立。”郝德明向《多肽链》无不自豪的介绍。

而在协会自身发展上，五年来，协会已逐渐人强马壮 ，通过社会招聘，广招人才，协会设立了“六个部门”和“两个中心”（办公室、学术培训部、会员组织部、投融资服务部、法律事务部、人才技术服务部、医疗质量评价中心和信息网络中心）。

贰｜定性

走过五年时间，郝德明对于“非公医疗”四个字的价值含义也有了一番新的思考。

在社会办医早期，人们普遍称为民营医疗。尤其是由莆田人这个群体开办的医院和诊所。

而随着医改的深入，社会办医已成多元化发展，叫民营已经不适合，从举办资本的来源，清晰划分公立与非公立，除了用国家财政举办的医疗机构外，应当都统称为非公立医疗机构，这是明确协会行业服务对象的重要前提。

“参考国民经济的分类方法，依照医疗机构的出资来源划分确定了协会名称为“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非”，就是不是；“公”则代表政府财政。

“用一句话概括，凡不是用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来举办的医疗机构，都应该属于非公立医疗机构范畴。民营只是这个范畴的部分而已。”郝德明说。

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和改革。从出资方的角度，医疗机构的经济主体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

包括国有企业、国有商业公司，他们是用经营活动中赚的钱，并不是严格定义上的“国家财政”成“纳税人的钱”，但它们的属性还是国有资产。

很多央企国企、大型银保公司也逐渐成立了大健康产业集团公司。它们下辖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是国有资产。此外，还有国资与社会资本混合所有制的实体机构正大量出现。

如果按照出资人划分，那么把国资及混合所有制的机构归纳到“非公立医疗机构”里，这个定位就不够准确了。

郝德明主张应当统称为“社会办医疗机构”，简称为“社会办医”，而“社会办医指的是办医的资本来源和渠道，但它不能作为一个机构的名称全称。

今年6月12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发改委等十个部委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明确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

“统一称之为社会办医疗机构，定性社会办医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不同人群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为全社会提供更多医疗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导向和对“社会办医”定性定位，也让郝德明感到五年来协会的很多努力没有白费，方向是正确的。

而作为社会办医的“娘家”，协会也顺应变化准备走更名的手续流程，未来通过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程序，将变更为“中国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

叁｜使命

用了五年时间，郝德明和协会的伙伴们去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城市，倾听社会办医者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诉求。

甫一开始，郝德明对于非公协会的定位就与许多传统行业学协会不同，不以监督管理为主，而是充分发挥协会的服务、自律、维权和指导作用。

“把充分发挥市场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论作为办会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任务都要紧密围绕会员单位需求，不能呆在办公室，闭门造车。”这是郝德明最常说的一句话。

社会办医的体制原本就与公立医疗机构不同。她的管理机制与体系与公立的也不同，一般由董事长、总经理、院长和科室主任四个层级组成。

国家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及健康中国的国策，都注定了协会的发展愿景就是“汇聚社会力量，铸就健康中国”。

“办协会要有理念和愿景，有愿景才有奋斗目标，才会使人有工作激情和动力，才会有行动纲领和实施计划。”

在郝德明看来，协会从诞生之日就有着明确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促进社会办医和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实现规范化管理。

国务院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早已明确健康产业将是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柱产业。既然是产业，社会资本办医就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毕竟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

但郝德明认为，与其他传统产业所不同的是社会办医首要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后才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医疗服务关乎民生，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绝不能当单纯的生意来做，这是这个行业要坚守的基本原则。所以，社会办医也不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点的。”

而从产业发展层面来讲，机构数量占比已经达到近65%，服务量却只占比20%左右，这个数据也让郝德明从产业链的角度试图解开社会办医最为现实的困境。

社会医疗服务可以视为产业链。从医疗机构、核心服务资源的人，到上游的药械器材，再到投融资和互联网工具等等，这才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考虑这些产业要素资源，遵循市场化配置的原则，郝德明提出非公协会推动社会办医工作要落脚在以“产业链为动力，学术链为标准，人才链为核心，资金链为保障”的四链建设上。

“这四个链建设是我们工作思路，缺一条，社会办医就办不成。”

肆｜标准

对于社会办医来说，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同样是时刻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堵不如疏。郝德明认为协会与政府应该形成互补分工。监管是政府之责，而协会则应该以服务的手段来“前置化”的解决医疗质量和安全的问题出现。

“医疗安全和质量不是靠管出来的，它应当是在整个流程当中对社会办医机构加强服务指导，加强医护人员毕业后的终身教育和培训。不能等到产生危害了，才去管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行业协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和服务，以莆系医疗为典型的机构存在坑蒙拐骗等行为，导致行业污名化，造成政府不放心、社会不认可、百姓不满意。

通过诸如对美国JCI、公立的等级评审等国内外医疗行业标准的研究，郝德明认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将这些标准与中国社会办医的实际相结合，开发一套适合中国社会办医的行业标准体系。

建立课题，花费一年多时间，投入大量的专家人力，协会研究制定了“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及其标准”，以及“医疗服务能力星级评价办法及其标准”。

随着这“两个办法、两个标准”的双评工作推行，中国首批“社会信用等级三A级”和“医疗服务能力五星级”的社会办医院便由此诞生。

这套“双评”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办医的品牌背书和管理背书。

医疗是不能做广告的，广告是一种承诺，做不到就成坑蒙拐骗，尤其是缺乏信任的社会办医，更不能做广告，包括宗教和殡葬服务一样，既不能也无法做广告。

有些行业需要靠口碑，如医疗要靠患者或业内口碑，靠政府行政表彰或行业组织专业性评价。

作为非营利性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与医疗机构之间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以国家行业团体标准进行严格的客观检查，并对投资人和管理者如实反馈，这就起到了以评促建，推进医疗机构持续改进的效果。

目前国内外公司行为的评价评估或排行榜，所暴露的弊病问题已不少，可信度很低。

可以设想，一个以营利为目的之企业，怎么能做到客观公正评价。个别医疗机构参与这种评价，有的是无奈有的也在急功近利，这种做法都违背了医疗本质。

通过国家行业协会的“双评”，取得星级医院品牌后，一些医疗机构也发生了改变：一是门诊量得到了普遍提高；二是来联系多点执业公立的医生多了，促进了人才流动，三是院内离职跳槽的少了，队伍的凝聚力增加了，团队更稳定了。

社会办医要和公立医院形成差异化，必须走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所以在制定评价标准的时候，郝德明就在构想一旦验证这套标准有效，推行成功，那就必然要更进一步。

“协会正在申报ISqua的国际标准，我们的‘双评’体系将成为国际医疗机构的管理标准之一。”

郝德明说，建立行业标准是协会过去五年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伍｜基建

五年来，根据专业规范管理需要和业内从业者需求，我们相继成立了总会直属的48个全国性分支机构。指导推进200余家省级、副省级和地市级地方协会的成立。

协会分支机构按照管理服务对象，又分为“专业委员会”和“管理分会”两类。

前者是按临床诊疗科目的专业来建立，如整形美容、皮肤科、骨科、心内科等专业委员会；后者则是涉及管理类、综合类，宏观类的管理分会。

比如面对52万余家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医学继续教育分会、面对48万余家门诊部、诊所的基层医疗机构分会、面对大量涌现医生集团的医生集团管理分会，还有投融资机构分会等。

尽管听起来协会和分支机构的发展较为迅速，但对于成立只有五年时间年轻的行业协会而言，尤其对非公立依然存在着不理解甚至偏见与歧视的环境下，这期间的困难与工作量有多大，只有郝德明和协会秘书处团队的每一个人最清楚。

“要谈判，要找对牵头人、行业带头人，搭建好这个组织，找经费支持。成立之后，还要建立良好的运营机制，这一切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沟通交流。”这要比其他行业学协会付出的更多。

对于蓬勃兴起的社会办医而言，几乎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存在“短缺”，这催促着协会必须快速建立起网络化、信息化的管理和服务平台。

同时，还要在“医院管理、学术科研、人才交流、医疗技术以及品牌建设”多个维度上，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支撑。

除此之外，作为国家一级协会，如何把遍布全国、面广量大的社会办医组织起来，促进他们的业务与技术合作？抱团取暖？尤其有近80%进不了医联体和医共体的怎么办？我们依托互联网+，组织他们跨区域开展专科医疗协作活动，搭建了“全国多学科医疗协作体”（简称“医协体”）及“医协云”网络大平台。

目前入围医协体的优势专科中心医院、合作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近三千家，且每天与日俱增，医协体的建立为全行业抱团取暖发展带来了福音。根据国家医联体政策，协会正在着力推进医协体和医联体的融合发展，实现信息互连、资源共享和功能辅补，共同参与国家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郝德明告诉《多肽链》，今年，在迎来协会建会五周年之际，协会组织编写的五本书即将出版，包括《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社会办医投资理论与实践》、《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评价体系 建设和探索》，以及一本双评指南和五年发展年鉴。作为五本书主任编委的他，谈及此书，感概万千。

“这是我们协会成立五年，整理出来的培训体系、管理体系、理论和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了这些积累，越来越多参与到政府“建言资政”的工作，协会在“简化社会办医审批”等课题研究中，也为政府推动社会办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设计的“基建”工作。

为2000余万社会办医从业者做好服务自律与维权指导，这正是五年前，郝德明辞去中国医师协会去开创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最初的动力所在。